确切地说，其中涉及的是没有不法表征意义的完全正常的日常生活事件。

与此相应，在法学界，不少人认为：中国法学未从自身的发展道路及实践中提炼出政道法理。[28]国内的几个法治指标研究大体体现了明智的法治的思路。

其二、改变问题，即我们用自己创立的新理论改变旧的问题或提问方式，实际是创立新理论。美国为种族、移民、枪支、堕胎问题。归根结底，中国法学的问题是目无中国问题。他指出，正式法律不仅在合同履行和财产保护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还有信号作用和自我承诺作用。这种从行为本身具有的一些构成性元素来说明制度特质的立场是义务论（道义论，Deontology)的，准确说是规则理性主义的义务论，主张法治者多持这一立场，也即功能法治论。

质言之，他们在评价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治时，功能与功效统一，惟以功效来评说当下中国的法治，评说的结果是寻找法治的替代品，导致有人忙于为人治正名，为德治叫好，而置法治于一旁。注释： [1] Dudek, S. Z., C?te, R. Problem finding revisited. In M. A. Runco (Ed.),Problem finding, problem solving, and creativity.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4, pp.130-150. [2] 实际上用理论导向研究与实践导向研究来划分法学并不适当，这只是出于讨论语境的需要，强实践与弱实践研究的划分更能体现法学的特点，见郑永流:《重识法学：学科矩阵的建构》，《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100-104页。四、大陆主任检察官改革的完善路径 (一)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向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及时转变 现阶段的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一方面希望通过强化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来落实办案责任，另一方面受制于检察官良莠不齐、精英化程度不够的现状，只能矮子里面挑将军，选拔出部分检察官骨干担任主任检察官，以主任检察官为中心构建办案组，通过检察长授权的方式赋予主任检察官一定范围内案件的定案权，并按照权责一致的原理要求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的第一责任人对组内所有案件承担责任。

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对应，检察机关的基本办案组织应定位于独任制检察官，给独任制检察官配备一定数量的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辅助其行使检察权。检察官责任制的进步之处仅在于将原来的三级审批制(检察官—部门负责人—检察长)简化为两级审批制(检察官—主任检察官或主任检察官—检察长)，实现了办案模式的扁平化，简化了办案流程，提高了办案工作运行效率。张柳(1984?)，女，苗族，湖北咸丰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诉讼法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 [1]依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一般认为，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包括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三种类型，其中，审判委员会行使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定案权，但并不亲自参与办案。尽管还没有以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的名义对外开展职务行为，但已经具备了基本办案组织的主要功能，一定程度上能有效解决人民检察院办案组织过于单一带来的诸多问题。

如果允许检察长在见解不同时随意剥夺检察官对案件的承办权，则承办检察官依照其法律确信自主办案的空间将几近全无。(三)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的冲突协调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关键问题在于检察官独立办案权的保障，亦即检察管理模式的去行政化问题。

对于法院而言，合议庭、独任庭乃法定的基本办案组织[1]，所有案件都由合议庭或独任庭办理并以合议庭或独任庭的名义对外发出裁判文书。检察官不同意检察总长、检察长的书面命令，经书面陈述意见后，指挥监督长官维持原命令，其仍不遵从的。赋予检察官独立人格的前提在于承认检察官的司法官属性。一方面，检察官的行政职务和级别被取消后，主任检察官作为优秀检察官的身份象征将为其他检察官提供一个职业规划的目标。

{6}其次，台湾刑诉法规定的检察官法定性义务为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提供了法理性支撑。为改变这一僵硬的上下级服从关系，大陆立法有必要赋予检察长职务收取权和移转权，使其成为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平衡器和润滑剂{16}。尤其是大陆修改后的刑诉法进一步增强了检察职能的司法化程度，审查逮捕听取意见、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性救济职能的行使均对司法的判断性、亲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办案权与定案权的统一行使显得尤为紧迫。这样，一方面使检察长的决定能够通过自己承办或转交案件得到贯彻，另一方面，上级检察首长行使指令权以不违背下级检察官的法律确信为前提，彰显了对承办检察官独立意志的尊重。

大多数地方强调主任检察官对组内案件的领导指挥和第一责任，要求组内所有案件都由主任检察官作出决定，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主任检察官除直接办理组内的主要疑难复杂案件外，还负责审批签发组内的其他案件并有权改变其他检察官的意见。有的地方，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规定主任检察官只有审核把关的权力，主任检察官不同意承办检察官办案意见的，只能拿出意见供承办检察官参考而不能直接改变其决定。

而且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实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向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转变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能性。其二，在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的关系定位上，主任检察官的权力完全来源于检察长的授权。

一方面，办案组内其他检察官并未获得检察长的授权，其行使定案权的独立性似乎缺乏依据，要求主任检察官对组内案件承担责任也缺乏正当性基础。各试点地方均严格落实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审批决定制度，主任检察官的独立性缺乏基本的制度保障。主任检察官应主要通过送阅制度而非审批制度对检察官进行监督，主任检察官的审核内容应着重于应调查的事项是否遗漏、法律适用是否统一，不应涉及承办人认识层面的具体办案意见。201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明确提出将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实现法官、检察官的精英化。二、检察官司法独立人格之比较 大陆设立检察官责任制的关键在于强化检察官主体地位，赋予检察官一定程度的司法独立人格。但实际上简单案件和非终局性事项通常会被分配给办案组的其他检察官办理，主任检察官也不可能亲历亲为组内所有案件的办案工作。

在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之后，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规模大小设定一定数量的主任检察官协助检察长对独立办案的检察官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作为组内其他检察官办案的监督和指导者，在检察首长核定之前，主任检察官需要对其他检察官的检察文书进行审阅。

从长远目标来看，应当参照台湾地区立法的相关规定，以法律形式来保障检察官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根据台湾法官法第93条之规定，检察长行使职务收取权和移转权的情况被限定为为求法律适用之妥当或统一追诉标准认为有必要的。

{5}总的来说，很多试点单位的主任检察官办案模式仍然是在坚持案件审批的基础上进行的，检察长对复杂案件和终局性事项进行审批，主任检察官对简单案件和非终局性事项进行决定和审批，办案权和决定权一致的情形仅出现在主任检察官亲自承办简单案件或处理案件的非终局性事项时。需要注意的是，检察长职务收取权和移转权的行使也应当遵从一定界限，避免随意性。

针对试点改革探索，在总结改革成效的同时，更有必要审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得失，以及时对改革进路进行修正和完善。[5]但与大陆检察长几乎不受限制的指挥监督权不同，台湾检察长的指令权受到诸多限制，台湾立法从多个角度突出了检察官的独立性保障。主任检察官与检察官意见相左时，可以书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供检察官参考，检察官不接受主任检察官意见的，主任检察官只能将分歧意见提交分管副检察长核定。因此，主任检察官制度在突出主任检察官独立性的同时却忽略了组内其他检察官的独立性，其他检察官在主任检察官的领导下对自己承办的案件没有决定权，与组内的检察官助理无明显差别。

{15}除送阅文书审核之外，主任检察官还可以通过执法考评、奖惩拟议等多种方式监督组内检察官。尽管如此，主任检察官的设置还是可以继续保留，作为检察官的一级职务序列成为检察长、副检察长与一般检察官之间的必要过渡。

本组检察官承办案件行政文稿之审核或决行。{7}检察官是否发动侦查或提起公诉，原则上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并无裁量的余地，上级和下级检察官均受法定性义务的约束：一方面，检察首长不得指令承办检察官违反法定原则作出发动侦查或提起公诉等诉讼行为，否则指令不但违法，而且可罚，可能构成台湾刑法规定的滥权(不)追诉罪{8}。

亦有必要建立主任检察官监督意见书面化的规则，该规则除了可以规范主任检察官的职权行使之外，还可以为主任检察官的考核和淘汰提供依据。且根据台湾检察官伦理规范第14条之规定，指挥监督长官应听取检察官关于承办案件的不同意见，在完全掌握案件情况之前，不宜贸然行使职务收取权和移转权。

除此之外，检察长还可以以一案一授的方式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之外的案件决定权授予主办检察官行使，主要包括部分案件的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批准延长羁押期限、对除职务犯罪和重大复杂案件以外的一般性案件和简易程序案件决定起诉、对部分民事申诉案件决定提请抗诉等。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规定为检察权行使主体，如刑诉法第167条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第18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6]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仅针对30人以下的基层检察院取消内设机构设置，设立相应的主任检察官办公室。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3月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意见》，检察院工作人员将被划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

在这一点上，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现行大陆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的最大价值应在于改变检察官被动履职的行政化模式，实现办案权和定案权的统一。

首先，台湾《法院组织法》第61条明确规定检察官对于法院独立行使职权。台湾的检察权运行模式能为大陆正在进行的检察官责任制改革提供较多的启示，但鉴于大陆检察机关外部条件和业务性质的某些特殊因素，相关具体规定还需要仔细斟酌研究。

但立法上的检察长负责制和实践中的三级审批制与检察职能的司法属性形成了较尖锐的矛盾，故大陆检察改革一直致力于突破行政化的藩篱，实现检察官的司法官化。如果检察官不同意该书面命令，可以书面说明理由，请求检察总长或检察长行使职务收取权或移转权，以保证检察官以自己名义对外作出的行为名实相符，检察长原则上不得拒绝检察官的此种请求。